学习就是那个持续向上的力量 就是最好的投资

小时候,学校门前总有几个大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对于今天的企业家族而言,学习就是那个持续向上的力量!

掣肘之痛

大约在去年这个时候,我的一位女性企业家朋友要我和她的堂弟聊一聊,原因是公司目前正在急速发展,曾经在公司担任重要职务,一手掌握核心业务的堂弟越来越听不进自己说话,现在公司发展整体要走向互联网营销,堂弟所主管的业务要逐渐交托给职业经理人团队,做一次营销升级。但他的整体思路却一直和职业经理人打别扭,自己的孩子接班还早,原本这家企业是希望交给堂弟打理,等到一定阶段再看交付哪些后代,如此一来,别说是企业是否交付的问题,恐怕主营业务是否继续交付他打理都是问题。

受此托付,我与其弟有了一次非明确主题的长谈,当做我企业顾问过程中的一次普通调研探访。原来公司营销升级这件事情最早其实是堂弟主张的,他很早就认识到,互联网绝不是制作一个公司网站那么简单,要有买卖功能,最好可以实现渠道商通过页面选择产品下单采购的功能,但当时姐姐并不觉得这是个什么事儿,大家都在纷纷做企业网站,先做一个能看起来像回事儿的网站再说吧。多数企业家都是在实践中不断摸索的,没有哪一位领袖在决策过程中没犯过糊涂,但这件事情就此成了一个梗子。在错失了第一轮互联网机会后若干年,姐姐觉醒了,但此时的弟弟已经对姐姐有了些许成见,之后的许多决策两人也总是不能同步,思想的裂口越来越大,终于在这次营销升级过程中爆发,以至无法沟通,难以交流。

表面上来看,这是家族内部就公司事物发展的一次矛盾,我们常常会把它归结为沟通问题,于是乎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一边想办法开展沟通工作,一边继续营销升级。可以设想结果是:沟通得好还好,沟通不好便就此决裂!

若回头细想,这次沟通不畅,管理掣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果把沟通不畅当做表面结果,根本原因是:家族主要管理者彼此思想不同步。

同样的问题在许多正在接班过程的二代身上更有激烈反映:令身边许多二代企业家最头疼的问题是交接过程中,自己与上代企业家及上代班子在整体思想上的不同步,一代企业家此时信奉的是内圣外王的经营与做人之道,二代企业家学习国外先进经验,更可能沉浸在德鲁克及西方先进思潮之中。

两坛酱菜

长期浸泡在两个香料迥异的酱菜坛子,两坛菜味道自然不同,彼此看对方:自然会感觉味道不对。就像两代企业家,如果在企业中磨合不顺,就会彼此都觉得地方和自己的味儿不太对。

一些二代企业家上任前就与一代约定在先:上一代班子,无论多大功勋,请企业家一代卸任时一并安排离开。一些企业家核心可以忍痛割爱,但对大多数企业家而言则是情关难过。这个“情”字不是爱慕美人之情,是爱慕英才之情,历来能成大事者,大多爱才,一刀切下,着实惋惜!故此,企业江湖之上改朝换代的戏码,绝不亚于任何真实帝国前朝卸任、新帝登基的剧情。与此同时,另一些个性强硬的企业家,甚至不会给二代脱离现有人才发展体系的机会,最后这些孩子们纷纷离去,开创自己的公司,接班一事终成泡影。

一二代企业家交接班之痛,一大困局,就在这里!

不是不想交,也不是不想接,学识思想不同步,交接一事终成海市蜃楼。怎么做才使得两代人乃至整个家族如何保持思想的同步,又能拥抱彼此差异?

也许你想说:一家人应该有共同的价值观!

那么:价值观从哪里来?谁说了算?他们是不断更新,还是一成不变?如果价值观也是家族精神发展的阶段性成果,那么不断发生,推动家族进步的过程或机制是什么?

向上的天梯

人类进步的背后有一个重要机制,使得我们大大领先于动物。这一机制使人类不断获取知识、智慧以及世间事物(包含商业)运行的规则并掌握规则他们改善我们面对世界的能力,获取这些东西的过程就是学习。那个推动家族不断进步、求同存异的力量正是学习!

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研究人毕生发展与学习,也曾深入研究这个世界上最杰出的人士并发现大成就者的一些共性,他们一生成就辉煌背后几个共同阶段。

第一阶段:积累期

这些大成就者(诸如心理学家弗洛伊德,圣雄甘地,画家毕加索等等)取得非凡成就,都需要一定时间的学习积累,现在我们常说的一万小时算是一种间接论证。这一点不难理解,所以大多数企业家会为子女提供力所能及最优质的教育,获得MBA基础教育,领略过世界先进管理经验,这都只是打造一个素养均衡的基础之学,算是个重要的准备期。

但问题也常出在这里,父子两代人接受的教育是不同的,从好的方面来看,他是家族进步的补充,但在二代回到家族后,这一不同也容易形成两代人思想分裂的缝隙。只有专业学习和硬教育,还不够!

第二阶段:发酵期

霍华德发现:在一些超级成功成就的个人成长中,在能力集中爆发和获取突出成就之前,都会自发组织学习或思想交流小组。以弗洛伊德为例,当时他每周在自己餐厅邀请好友一聚,后来的大师荣格、阿德勒,这些曾经的学生,也是他家餐厅的常客。这些人后来也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了弗洛伊德的思想。这个看起来有些私密,范围并不广泛的学习交流小组在霍华德来看,是巨大成就的第二个要素!

如果我们的企业是即将传续的事业,上一代企业家在某个领域也可堪称是二代的学长或老师了吧。

我们的二代企业家,学成归来,是否准备好了进入一个新的生态,主动把所学所获与家族成员,尤其上一代领袖和核心人员进行“定期交流”,也许无形中就培养了互取所长,培养拥抱差异的习惯。在全心完成先进的基础技能教育储备之后,开始家族的内部学习和交流,是家族共生的第二个契机,也是关键发酵期。

要开始这一步其实并不容易。许多二代企业家都有感受,与老一辈人沟通真不容易,没说几句就被弹了回来。即便与工作无关,也是如此。这背后的原因是,我们可能并不真正在思想上认识你对面这个人。平常,我们认识一个陌生人,会询问对方爱好,经历,喜欢的书,结交的朋友,最后从彼此的共同点找到可能进一步交流的机会。回到家庭里,工作以外,两代人是否真的认识彼此呢?我曾在专栏里表达过这样的一个观点:我们只认识父母的后半生,父母只认识我们的前半生。在没有深刻了解对方成长历史的前提下,深刻的思想交流与共鸣也不容易发生。

所以至今我都提倡一件事情:两代人聊天从问询对方我们不知道的那一段个人故事开始。聊聊这些发生在对方生活里的重要往事,会帮我们从本质上理解看似最熟悉却可能是最陌生的家人。当然,如果二代接班人尚在准备期,那么花上一两个月的时间,为一家人整理好家族传记,将是一件非常有有价值的事情。

之后再开展主题式的学习和交流,主讲人和听众角色可以互换,去掉平时工作和年龄辈分的帽子,以好朋友和学生的身份来倾听彼此,开始甚至可以寻找与工作无关的话题,思想交流就会自然发生。

第三阶段:沉寂期

这段时间像是一个内部持续发酵的过程。在经过了硬知识学习,家族前辈交流后,个体会遭遇现实和理想的矛盾,需要一个安静的时段进行重新组合,是一个学习整合的过程,最终外部认知(书本上所学)内化为自我认知(与实践结合).

在家族学习中,知行合一:意味着学到的与实际要结合与磨合,这个磨合就是最佳沉寂期。过程可能是孤独的,因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人和你有完全相同的经验,你只能孤独前行,也许还意味着对过往旧识的批判。所有成就与学术的建立,都是不破不立的,如果家族内部经历过充分发酵酝酿,这个破立的过程会相对顺滑,至少经历了家族内部的共同学习,已经有过差异切磋的经验,在真的差异到来前,在思想交流投入到工作实践的时候,沟通就有了重要的思想基础。顺利渡过这一阶段,需要家族的包容和耐心。

第四阶段:爆发期

每个人的能力都是独特的,经历过沉寂期后,必然不满足于家族内部的思想交流。

于是在更广泛的范围里开展跨界学习交流,个人能力得以被充分曝露,新的刺激下,思想得以认同、更新和传播,成功的效应也会呈现量级式放大,将会迎来个人发展史上重要的巅峰体验。

十八世纪工业革命以来,西方世界突飞猛进中发展,在科技、文化、社会交流层面,有一种社交形式广泛呈现。在贵族阶层文艺界沙龙是文艺文化复兴的重要场所;在商业世界,各种领域的精英聚会则深刻推动者时代的进步。从富兰克林第一个读书会开始,全球各地商业领袖纷纷兴起读书会;此外还有诸如共济会、狮子会,骷髅会等等,仔细研究近现代国家领袖,他们中的一些也是某个协会的一个核心成员。

入会只是表相,背后的思想交流与学习是实相。

试想将这一学习扩展到更广泛的层面,包括家族亲眷,企业高管,知己好友,社会学者?

如此学习,对企业内部延展为公司文化和价值观,在企业外部延展为公司发展的社会支持和动力。这样的局面,不只是让一个家族,更是在实质上使一家企业融入社会。

不要以为这些只是空中楼阁,放眼海峡两岸企业家族,已经有一些先进企业家正在践行。我本人也是这一精彩的观察者,研究者。身边就有这样一个正在准备缔造传奇的家族,他的一代领袖在当地已是业界翘楚,在公司进入稳定期后创立了世界上有历史记载最持久的读书会,严格吸纳思想交流成员,雷打不动地学习交流数十年。

二代在其耳濡目染下,以创新方式建立了自己的读书会,并深入两岸甚至全球更广泛的华人优秀企业家圈层,遵循严格时间管理,谦逊低调地参与跨界学习,且正在带动企业家和新生创新企业走出本土市场。

在企业内部,两代人重视企业内部思想交流,每隔几年,会开展公司创新思想交流的融汇交流比赛,让平时工作状态的员工脱掉职业阶层的帽子,呈现最大创新的可能,爆发最大的创造力!当然,在家族内部,这一家人已早早就完成了两代人思想交流的准备。对于新加入的家庭成员,一家人用共读新书的方式,让思想交流顺畅自然。

家族的学习,在根本上来看是以家族价值观建立和进化为起点的,接下来才是管理的学习,技术技能的学习。它必然会经历一内一外两个过程,最终抵达知行合一。内化是指汲取外部知识经验于家族内化的过程,以共同学习,包容差异,避免家族不和与分裂。外化指将凝结好的精神果实,在企业管理过程中实践出去,实现家族价值观与企业价值观的和谐一致。

回望家族学习和发展,我们的二代企业家,你准备好打造一个不断生机勃发家族学习生态系统了吗?

期待你顺利登上家族学习的进化阶梯,用共同学习抵消代际矛盾,为家族发展增加新的动力!

张恒瑜在时光中打磨自己

张恒瑜毕业于中国传媒大学的广告行业,而他的第一份工作在银行,当时他的想法很简单,想出来锻炼磨砺自己。从北京回到金融都市上海发展,恰逢毕业的时候家里也在转型,家族企业中迫切的需要一个系统的金融领域的人才来填补空白。有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干劲,张恒瑜一口气从银行,到证券投资、投行、基金、质管,连续3年在金融这个行业摸爬滚打,就是为了熟悉这个体系的运转。因为他明白,过去看着父辈那一代“吃资源饭”的路径,已经随着时代的潮流如今大不相同,“我们要紧随时代步伐去主动学习,我们要专业的团队做专业的事情。”

其实在毕业之前,张恒瑜形容自己是“没玩醒过来”,大学里好玩的事情尝试了许多,但他压根没有去思考过毕业之后的道路。像每一个经历过青春叛逆期的男生,张恒瑜在18、9岁只顾着玩,这曾经令父亲急白了头,父亲认为他不思进取,没有希望接手家族企业,更像所有传统的中国家庭一样,怕三代单传的独子没有能力把家族传承下去。好在,母亲耐心的教导他,跟他说了很多道理感动了他。张恒瑜受母亲感触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不说为了你自己,你也要为我好好的成长起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母亲的一番话让张恒瑜心沉淀了下来,从那之后,张恒瑜好似变了一个人,加上工作后的磨练,他的进步和沉淀让父母也慢慢的宽慰起来。

现在的张恒瑜,心中只有两件事——工作和家庭,他形容自己连度假的时间都没有,甚至有点无聊,但他却的的确确乐享其中。“因为我自己深有体会过,一个良好的家庭教育对孩子成长的变化影响有多大,所以现在我很重视孩子的教育。我每天睡眠的时间很短,除了处理工作上的事务外,其他的时间基本都花在了家庭上,每晚八点我陪女儿讲完故事后,才又开始做自己的事情。”1988年出生的张恒瑜已然拥有了超乎年龄的沉稳和睿智。而更多的,是他从自身经历中领悟到“一个人做事业再成功,如果孩子不成人,那他也是失败的。给孩子不需买很贵的礼物,能抽时间陪他就是最好的关爱。”在张恒瑜身上,我们看见了一个不羁少年到为人父成熟的转变。

除了在工作生活中的点滴积累和感悟,深谙要紧随时代发展其行的张恒瑜,百忙之中报名了接力商学院课程。因为他了解到商学院的课程全面、领先而且重视实际案例符合了他的学习规划。这也是他人生中第一次报名商学院的课程,他潜伏在内心的学霸潜力被激发了。先是承揽了学习委员的“排头兵”任务,在一次次需要克服的难题中做表率逆流而上,在凌晨2-3点空荡的教室里,仍然能看到他为了一个更合适的商业模型进行修缮和改进。“现在我们可以看到的是,90后创业者融资后一夜成红,因为他们赶上一个潮流,他们抓住了互联网迅速发展的脉络,中国网民大部分没有经历过PC端深刻教育,而对移动互联网他们敢做敢尝试易成功。然而中国的大环境创业很难,开发想象的空间太少,创业的人太多了,但很多不是做的真正创新,仅仅为一个新商业模式的创新,这就和国外的创业者不一样,带着改变世界的使命去改变一个行业。而我们大部分单单改变的是一个消费行为习惯,但是未来呢,5年后当消费行为固定后,创新的实业产品将会引领市场局面,市场经济回归到制造业和科技业,回归实业。好的产品,优质的买卖载体,才是经济的主脉络,所以在投资领域更看好实业这块。”张恒瑜说。在第一期商学院的课程,张恒瑜明白思考的重要性,他主动积极的向他人取经,在霍建民老师的课堂以外,主动和霍老师吃饭进行交流,把知识彻底的消化和吸收。每个学员有不同的属性,很多偏向于制造业,大家在一起分享经验和细节,同时有优势资金,能整合上游和下游,学员之间也往往有新的火花迸发出来。此外,在新加坡的课程里张恒瑜体验到了前瞻性的眼光,提升了对工业金融的认知。“目前中国的人口红利在逐渐丧失,未来一定是聚焦在高端制造业上,我们的工业也在做革命。当年新加坡在产业升级的时候,针对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型转变的经验,学院找了知名教授和企业家分析传授,我们从新加坡的课程中学习体会了很多。”

“我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创业者,现在几乎没有娱乐时间。对生活的妥协,让我这几年逐渐沉淀下来。面对现实,过去上一辈那种有闯劲就有机会的局面不复存在,而我们这一代正处在新的挑战之中,需要更多的资源整合和前瞻眼光,幸运的是,我们有一定的起点,也会主动积极采用适合的方式去学习,未来一定动力十足。”张恒瑜满怀信心的说道。

教育是父辈给予的最好礼物

2003年,WILLIAM VANBERGEN在中国创立了必益教育,致力于帮助中国学生顺利进入国际顶尖名校学习。虽然出生于富贵之家,WILLIAM回忆起父辈给予自己的最好财富却不是金钱或者声望,而是教育。WILLIAM一家三代都毕业于伊顿公学,父亲和祖父是剑桥大学的高材生。他们坚信,好的教育可以帮助孩子在未来取得更大的成功。

二战期间,WILLIAM的祖父服役于英国皇家空军,参加过40多次对德空中战役,在一次执行任务中,他所驾驶的战机被防空炮火击中,副驾驶受伤。祖父将战机调转航向,将 2000磅炸弹投入海中以免伤及平民。在这次任务中,祖父的胆识和献身精神,被皇家空军授予“飞行功勋十字勋章”。而WILLIAM自小获悉的家训便是,不需要给孩子什么钱,收获了好的教育,财富自然也会随之而来。这和老子所说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有着异曲同工的意蕴。

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十四年里,让WILLIAM慢慢对中英教育有了一定的个人看法,他也曾多次在中国主流媒体上畅谈自己对教育的理解。“在基础教育上,中国老师给学生灌输了很多信息,这对小孩来说是很有用的。但对于那些八到十岁,爱问问题的孩子来说,这种做法就有所欠缺了,他们更需要学习解决问题的办法。”

七岁那年WILLIAM被父母送去了寄宿学校,那时的他有点胆小害羞,而这很难让人与现在这位英武挺拔,风趣健谈的英国男士相联系起来。“那时我很喜欢上戏剧课,在公众面前表演锻炼了我的胆量。”六年后,WILLIAM进入伊顿学习。在那里,学生每天都要花一定时间在运动上。WILLIAM最喜欢玩赛艇,虽然该运动颇让他“伤筋动骨”,却也大大帮助了他养成坚毅的品格。

“中英教育的最大不同是在课堂外。”WILLIAM说,“室外运动锻炼了学生的体力和团队合作以及领导力;音乐和艺术对创作力有帮助,对于一个企业家来说,创造力是很重要的;还有戏剧课,锻炼了自信和公众演讲力。相比考试成绩,我觉得自信和领导力更加重要,可以帮助学生在未来取得成功。”

WILLIAM指出,在伊顿,学校提供的是完全个性化的教育。虽然有分班制度,却并不是按照成绩笼统地分班,而是把每个学科分成不同的班级,且每个班都不会超过20个学生。一个学生,也许数学被分在需要更多辅导的C班,但是法语课却可以在A班就读。根据每个人的特点配备不同的老师和教学方法,让他们全方位的优秀是伊顿的宗旨。

伊顿是一个集体,这体现在它的全寄宿制度上,即所有学生无论家庭远近,全部需要共同生活在校园当中。伊顿学生从13岁一进校就有自己的单人房间,它说明学校将学生当作独立的、个体的人对待。前三个月学生不能联系家里,王子也不例外,学生必须学会独立生活和如何在新环境与他人相处。在这些方面,老师从来不加干涉,也不批评不守规矩的人,因为环境会逼迫不听话的小孩适应这里的行为规则。

全寄宿使伊顿学生具有极强的集体荣誉感。当最优秀的一群男生在同一所学校生活、学习、运动、竞赛,他们会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即使毕业以后,伊顿校友也还像兄弟一样,是最牢不可破的团队。WILLIAM还记得第一次进入伊顿,校长托尼里托(Tony Little)在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伊顿让学生期望优秀,所有方面的优秀。更可贵的是,这样的高度期望来自学生内心,而不是来自成人。

伊顿的经历让他们认识到什么是优秀,并渴望变得优秀。如果你15岁,生活和学习在一个几百年来产生过无数历史杰出人物的地方,这些人与你在同样的课堂学习,同样的校园生活,你是什么感觉?一定是我们拥有共同的命运,将谱写同样伟大的历史。同校认同感,对人的影响是很强有力的。经历过伊顿的孩子,总会自问:“这些人能够做得如此优秀,为什么我不能呢?我应该努力和他们一样!”

姚式兄弟学习是常青的基石

这段财富故事从一副扑克牌说起。1982年,31岁的潮洲人姚文琛离开国企下海,开办了一家日用百货店,他发现扑克牌供不应求,年轻人尤爱,一副扑克牌玩得破旧残破,也舍不得扔掉。姚文琛开始批发扑克。起初,国内的扑克全是舶来品,当时,姚家有两副从美国进口的扑克牌,视为宝贝。邓小平先生公开说过,他有两大心愿,一是打桥牌,二是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桥牌与祖国统一的伟业相提并论。视频材料中,邓小平所用的桥牌,也是从美国进口的。

批发扑克四年后,姚文琛又代理扑克出口业务,到1989年,已成为珠三角地区主要的文具和扑克牌贸易商之一。在销售过程中,姚文琛看出长三角的扑克市场非常大,1994年单枪匹马到上海承包了一家濒临倒闭的国有扑克牌生产企业,姚记扑克从此诞生。

姚记普通扑克1元多的出厂价,5元左右的零售价迅速地把国外扑克挤压出场,也给足了销售终端利润。姚记的全自动生产线由德国海德堡特制,一张印有各种花色的大扑克牌从机器中出来,迅速被切割成许多张,同时边料也被自动切除。边线光滑的扑克被迅速地叠在一起,在机器的运作下,套上外包装,然后装箱。整个流程均为机器操作,工人只需要操作机器即可。

姚记扑克现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扑克牌生产基地,年产量高达8亿副。《华尔街日报》曾以姚记扑克为例,赞叹中国的企业家“小器”可成大业。这篇报道还提到广东中山的“指甲钳大王”梁伯强。扑克与指甲钳的共性是:行业相对较小,产品较小,但创新和渠道要求很高。姚文琛与梁伯强把看似不起眼的商品做到了行业第一,在互联网浪潮下,这些传统行业是不为瞩目的“隐形冠军”。

2011年8月5日,上海姚记扑克登陆深圳中小板,总经理姚朔斌与孪生弟弟姚硕榆身价不菲,诞生了A股市场首对双胞胎亿万富豪。上海姚记扑克的控股人为姚氏家族,姚文琛及其太太、女儿、双胞胎兄弟姚朔斌、姚硕榆。

上市后的要记扑克融资3.3亿元用于扩大产能,而未来将达到13亿副的年销售额。这引发了空前的争议:“有技术含量吗?扑克上市了,接下来是不是该轮到麻将IPO了?对此,姚朔斌说:”真没有那么简单,不是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的劳动密集型行业。

姚朔斌与弟弟硕榆出生在1983年12月18日,两兄弟的相貌稍异,哥哥稳重内敛,弟弟热情帅气。看姚朔斌的微信朋友圈,两年的时间信息寥寥,且多是有关公司的公开资料。对此,姚朔斌回答:“姚记是家族企业,更是一家上市公司,我们须为股东负责,言行必须谨慎。”

姚朔斌,曾就读于上海理工大学、英国华威大学,研究生专业是工程商务管理。之所以选择这个专业,也是考虑到姚记制造业的背景。2005年9月起任职姚记扑克,现任董事、总经理。弟弟硕榆留学澳大利亚,硕士学历,曾在澳洲自主创业,经营甜品连锁店。2009年进入姚记扑克

姚朔斌接班后,成为名符其实扑克王国的少帅。有关扑克,外人容易联想到《赌神》中周润发出神入化的牌技,但现实是,姚氏子弟极少玩牌,他们关心的是纸张涨价带来的连锁反应,姚记扑克的未来战略是什么?

带着困惑,姚朔斌来长江商学院上学,“这段学习超出了自己的预期,收获满满的”,他又力荐胞弟硕榆来长江读书。长江商学院迎来一对双胞胎兄弟的学生。

放之全国,姚记扑克的转型是中国家族企业转型试水的典型案例,姚氏兄弟来长江商学院学习的重点,是关注家族企业如何做到长青。

2015年3月13日,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的兰德尔·卡洛克博士做客长江。卡洛克教授是研究家族企业的权威人士。他披露一个数据,我国约有4000万的家族企业,总GDP贡献率约为60%。无论是规模,还是贡献,家族企业的地位可谓是举足轻重。

卡洛克教授说过:“保持家族企业的活力也许是世界上最艰巨的管理任务。”

家庭和婚姻是关于爱、情感的,公司是关于商业和金钱的,两者有冲突。家族企业的创始者就像高尔夫球手,起家于出色的个人技能。而兄弟姐妹则像篮球队,互相协作才能投篮得分。子侄辈则像一支足球队,有明确的战略方向才能合作。而几代人的家族企业像一场马拉松比赛,接力参加,既有宏观的价值观凝聚,也有不同时间段的任务与激励。

有一年夏天, 姚朔斌在美国考察。在美国,家族企业的转型同样是一个突出的经济话题。宏观而言,相比非家族企业,家族企业持续时间更长。非家族式上市公司股权分散,而家族企业只要在价值观与战略上统一,就可推动企业持续发展。诸如福特公司,33位家庭成员控股45%, 全球最大零售企业沃尔玛,数代的家庭成员掌握51%股权。

但是也有反例。三星电子主席李健熙从家族的干鱼生意起家,炼就世界最大的电视机和手机生产商,与索尼、苹果三分天下。这位身家79亿美元的富豪近年却苦于应付兄长和姐姐的起诉,同胞告他私吞家父遗产,希望分得一杯羹。澳门赌王何鸿燊也曾陷入家庭财产纠纷。

国外通过一两百年甚至几百年历史的积淀,可以说是传承有序,而中国的家族企业正在用三十年的时间,经历着西方家族企业的百年历程,显然,在很多制度安排上,都显得很仓促。中国尚没有形成真正的职业经理人阶层,所以家族企业接班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姚氏兄弟过去都在海外接受过良好教育,如今同在长江读书。“在人生的道路上,你要成功,不要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学会谦让,吃亏本是福,要学会和别人分享成果,别人才会帮你获得更大的成功。推荐大家看一本书《洛克菲勒留给儿子的38封信》。这是一个睿智的老人对于自己成功人生的总结,他把这些瑰宝般的经验传递给了子孙,也传递给了我,我常以此为鉴,终身受益。”姚朔斌如是说。

姚记扑克近年来投资了上海细胞治疗公司与索罗门智能自行车集团,布局生物医药,进军大健康、泛娱乐领域。游学中西方,从家庭企业到现代公司,从传统厂商到互联网生意,这对80后双胞胎兄弟的管理之路还很长,姚朔斌说:“传统企业的转型,核心是企业负责人的转型。”

商业奇才从这里毕业

数据研究公司WealthInsight和商业杂志Spear收集了全球7万百万富翁的数据,查看他们在哪所大学获得学位和相关研究领域,发现工程学学位的百万富翁人数最多,不过大多数大学拿到这种学位的富翁都是当了企业家以后才走上致富道路。此外,得到MBA、法律、财会和金融学位的百万富翁也比较多。

英国 剑桥大学

剑桥大学也是诞生最多诺贝尔奖得主的高等学府,共有90名诺贝尔奖得主现在或曾经在剑桥大学学习或工作。著名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曾就读于此,知名新闻网站“赫芬顿邮报”的创始人、记者Arianna Huffington也在剑桥毕业。剑桥大学也为中华民族培养了许多有为之士。有中国著名作家萧乾、叶君健等、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张文裕、蔡翘、陈立等科学家。

英国 牛津大学

牛津到底有多牛?26位英国首相都是这所大学的毕业生。牛津学生也有不少国外的名人校友,比如获得第50届诺贝尔和平奖的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另外,4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19个国家的53位总统和首相也毕业于该校。香港霍英东集团副总裁霍启刚曾就读于该校。

美国 宾夕法尼亚大学

它是美国的顶尖公立大学,也是美国大型的高等学府之一。他有巴菲特、戴尔公司董事长保罗·贝尔、电动车之父埃隆马斯克、耐克公司前总裁汤姆·克拉克等这样的校友就够有说服力了。

美国 纽约大学

纽约大学是一所位于美国纽约市的私立研究型大学,也是美国唯一座坐落于纽约心脏地带的世界顶尖名校。名导伍迪·艾伦、名演员比利·克里斯托和名设计师汤姆·福特都毕业于纽约大学。前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格林斯潘·艾伦、前雷曼兄弟CEO Richard Fuld、希腊财务部部长Giorgos Papaconstantinou等也毕业于此。

美国 麻省理工学院

麻省理工学院(MIT)确实“高大上”,这所学府培养了美国三分之一的宇航员。其中巴兹·奥尔德林,第二名(在尼尔·阿姆斯特朗之后)踏上月球的人而闻名。现任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本·伯南克、万维网之父蒂姆·伯纳斯-李、以色列前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等也毕业于该校。现任搜狐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朝阳、中国两弹一星事业奠基人钱学森等毕业于此。

美国 加州大学

加利福尼亚大学是美国加州的一个公立大学系统,也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公立大学系统之一。只随便举两个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校友:前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和Myspace的联合创始人汤姆·安德森。

美国 斯坦福大学

根据1995年的资料,斯坦福大学一千三百多位教授中,有十位诺贝尔奖得主,五位普利策奖得主,一百四十二位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八十四位国家科学院院士和十四位国家科学奖得主,并且有六十七位学生获得过罗德奖学金,美国最高法院的9个大法官,有6个是从斯坦福大学的法学院毕业的。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名人既有谷歌的两位元老谢尔盖·布林和拉里·佩奇,也有好莱坞名演员西格妮·韦弗。

美国 哈佛商学院

哈佛大学的商学院犹如哈佛这座王冠上耀眼的明珠。这所学府的富翁校友既有上世纪的名流——洛克菲勒家族成员、1969-1981年任大通银行董事长的大卫·洛克菲勒,又有金融界再熟悉不过的彭博社的创始人、前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彭博。